工商银行襄阳分行协助警方成功抓获诈骗嫌疑人

近年来中纪委主导的廉政风暴，查处贪腐官员层级之高、案值之大，令此前检察机关侦查贪污贿赂案件的成绩相形见绌。

(11)《关于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和部分在京中央机关暂时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有关规定的决定》(2016年12月25日，以下简称《公务员法调整适用决定》)。与监察委员会职能密切相关的有：人身自由(第37条)、人格尊严(第38条)、住宅不受侵犯(第39条)、通信自由和秘密(第40条)等。

只是两种进路在现实与宪法冲突问题上找到了一个殊途同归的点，即为冲突提供正当化的规范基础，差异只是这个正当基础是在宪法规范体系之外(如是否有利于生产力、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还是在宪法规范体系之内(如是否符合民主、法治和人权的宪法精神、是否符合这些更高位阶的宪法规范). 改革突破论、良性违宪论近期发展起来的一个分支是再次凸显改革为宪法变迁提供正当性的意义，认为制度突破的试验性变革本身的形式违宪，以及合法性地位的迟迟不予确认，恰是为了维护宪法的相对稳定。(2)《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2015年7月1日，以下简称《公益诉讼试点决定》)。在规范层面，其目前也不属于应该进行宪法修改的事项。在我国当下的宪法学界，几乎成为通识。宪法修改、宪法改革、宪法变迁等，也会遭遇类似的命运。

二是试验失败，宪法变迁并未完成。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在所有决定中，第8项和第9项的所及范围和影响最广。

第一类是特别规定了应作中期报告，包括第3项、第7项、第8项、第10项、第13项和第15项。从监察体制改革的内容来看，试点会直接涉及试点地区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人民政府及其监察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显然不能因为涉及被授权主体过多而在授权决定中放弃列举被授权主体的范围。在理论上，施米特基于紧急命令权而建立的系统、危险且恶名昭著的例外概念，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时刻反思。[6]法国宪法委员会曾裁定：地方试验必须具有明确的条件和目的，限于确定的期限之内，进行有效的效果评估等，才符合比例原则。

从性质上讲，授权决定是一种高度自由裁量的法律行为，其本身并无可以适用的具体规则，裁量的空间和幅度甚至堪比立法。其中，第3项决定和第13项决定涉及18个城市（即4个直辖市、10个省会城市和4个其他较大的市），第4项决定涉及3个城市（即2个直辖市和1个省会城市），第17项决定则涉及12个城市（即1个直辖市、4个省会城市和7个其他较大的市）。

第16项：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最后有必要指出，但凡试点都需要试错，即使事前的理论论证再充分，都无法保证所试机制或措施必定成功，不能形成试点没有不成功的的迷信。这是相关法律首次规定地方改革试点及其授权决定，表明全国人大试图将地方改革试点纳入法治轨道，并运用法律措施对其予以有效控制，从而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更好地实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根本要求。三、试点内容的重要性区分与衡量 （一）试点内容的类别 《立法法》第13条将试点内容限于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

尽管这种权力可以充当促进改革的有力手段，但因为必须采取暂时调整或停止法律适用的形式，所以不能忽视其对宪法秩序所产生的冲击。如果在某个地方建立一种明显不同于其他大部分区域的法律机制或措施，显然会在法律上形成一定程度的独立王国，甚至影响国家的单一制属性。（二）试点内容与被授权主体的关联 前述试点内容可以与被授权主体结合理解。具体而言，第1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作出1项（第1项）。

可见，在试点地域选择问题上，虽然应当承认授权决定机关具有高度的自由裁量权，比例原则的审查基准应当是最宽松的，但仍能发现既有试点授权决定存在缺陷。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绝大多数授权决定中明确且完整地列举了试点所要暂停或调整适用的法律名称及其具体条文，但第3项、第4项和第13项均没有列明相关法律。

（3）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包括第6项和第12项，共2项，旨在不断放宽相关管理性或限制性机制，促进农村产权保护。在此意义上，考虑到第三、第四和第五类事项的授权决定多于2015年3月15日之后作出，其妥当性存在疑问。

在这两项决定作出的2015年，我国共有县级行政区域2850个，二者分别占县级行政区域的1.16％和10.21％。这就涉及对第13条等字的理解。宪法的特定内容过于具体，使地方改革试点动辄抵触宪法的明文规定，由此引发了良性违宪争论张千帆教授认为，良性违宪的出现是因为宪法和法律过多限制了地方自主权，为消除这种现象，就应当转变有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思维。而且，它激发了地方在试点实施中的主体作用，有助于落实《宪法》第3条第4款确立的发挥地方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原则。四是，空间为部分地方。第10项涉及股票发行核准制度。

如此才能在机制上保证科学和稳妥地推进改革。地方试验具有不可取代的功能，它创造了一种可能性和条件，在较小比例的区域或时间内来衡量试验内容的长处与短处，而这使人们能够在将某一机制推广之前有机会去改善它，或者是在它被证明为没有效率或不妥当时抛弃它，试验同样能够具有一种政治上的功能，它通过证明试验对象的有效性，消除了制度变化给人们带来的恐惧和不安，从而使一项改革更容易被接受。

其原因在于，地方改革试点会减损法制统一、平等原则，如果不对其地域范围进行适当控制，必然会在地域上对现行机制或措施造成过大且不必要的冲击，从而使相应范围内的个人受到法律地位不稳定的威胁。地域分布最为合理的则是第6项决定和第12项决定，它们几乎在全国范围内均衡地分布试验地点，尤其是第6项决定，将33个试验地点分散于31个省级行政区域，从而能够最有效地检验地域多样性对试点机制或措施的影响。

关键词:  地方改革 试点 授权决定 比例原则 立法法 全国人大于2015年3月15日修正的《立法法》第13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决定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授权在一定期限内在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如果考虑到第12项决定分别在232个和59个县区市进行两项不同的试点（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则其实际比率分化为8.14％和2.07％。

[3]单一制国家却不同，它必须在全国范围内保证法律规则的单一性和同质性，[4]而且地方权力通常由中央所赋予，因此，地方改革试点通常会突破全国性法律，同时也必须由某个权威机关予以批准，这就必然创设一个有资格决定暂停法律实施的权力中心。第8项：加强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社会地理因素包括城市化程度（即城乡差别）、经济发展状况、民族分布状况、地方文化特点等，其与试点机制或措施存在相关性，应视试点机制或措施的内容通过科学分析和评估进行合理取舍，具体表现为试点区域选择的代表性、可行性、对比性和均衡性。第1项：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广东省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

第二类是明确规定试点的时间跨度，通常为2年（第3项、第7项、第8项、第10项、第13项、第15项和第17项，共7项）或3年（第1项、第2项、第4项、第5项和第9项，共5项），其强度稍弱于第一类，因为通常存在延期的可能。试点方案本身的设计应当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使试点发挥试验作用，且试点措施所带来的积极社会效用的增加不能与法制统一、平等原则所遭受的损害显失均衡。

第一种是单独一个省级行政区域及其所辖全部范围，包括第1项和第11项（二者为同一试点事项），在31个省级行政区域（仅限大陆地区，港澳台不计，下同）中占3.23％。四、试点期限及报告义务的合理分布 《立法法》第13条将试点时间限于一定期限内，与此相关的是被授权主体的报告义务，即被授权机关应当在授权期限届满的六个月以前，向授权机关报告授权决定实施的情况。

（1）特定领域或类型的试点会使例外状态超出法治常规性所容许的范围，对法制统一、平等原则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因此应当承认地方改革试点存在禁区。草案说明中极为简要地指出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而将主要内容用以说明新试点措施的必要性和主要内容。

第11项决定延长第1项决定。在理论上讲，经广东省检验为有效的机制或措施在推广到中部、西部或北部省份时，并不必然能够发挥作用。晚近以来，部分单一制国家逐渐将暂停法律的实施作为推进改革的常规手段，如法国在1962年以来允许以地方试点之名暂停法律实施。第三类是未限定期限，包括第14项和第16项两项。

（2）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包括第1项、第2项、第5项、第9项、第10项和第11项，共6项。第四类事项的被授权主体为最高法和最高检，试点内容为司法体制改革，因此其事项内容与被授权主体完全匹配。

第7项：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虽然可以采取比法国更为宽松的限制标准，但也应注意到，重要性程度较高的事项必须由全国人大作出授权决定。

第五类则缺乏关于授权主体的内容，因此其事项内容与被授权主体完全不匹配。对实践证明不宜调整的，恢复施行有关法律规定。